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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持锯之人（第1页）

38持锯之人

2011年2月末，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波尔尼克的悲剧”。庭审在法国所有的法院都恢复了。关于蕾蒂西娅还剩下些什么？

2011年2月15日，在听取了议会委员会《刑法执行的不足》的报告后，司法部长米歇尔·梅尔西耶认识到，南特法院的刑法执行法官数量要低于理论上的在编人数，而且，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审查也没有发表任何针对他们的批评。在梅隆出狱前6个月，负责他的案卷的刑法执行法官在评语中提到过：“紧急——通知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对他采取措施。”在接下来的那个月，案卷被移交给了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

四份审查报告——大审法院、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警方和宪兵——没有指出任何差错，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就像《世界报》写到的，共和国总统得出了“太过草率的结论”。

2月23日，米歇尔·梅尔西耶回到了南特的大审法院，他在那里受到了冷遇。他经过了两排身着黑色长袍的法官和书记官，他们都佩戴着“正义需要措施”的徽章。这不是为了表达对荣誉的憎恶，而是一堵沉默之墙：在访客大厅里的这次集合，是为了回应所谓的“交流活动”。19点，部长向媒体宣称，他“过来是为了倾听，而不是指挥。”

在四个受到控告的对象中，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受到了最不宽容的对待。最为严酷的审查是在大西洋卢瓦尔省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进行的，整整七个小时内，主任都在经受着督查员气势汹汹的询问，而在一年之前，同样是这些督查员对他的工作进行了审计。他成了“鼠疫患者”，同事们不再同他说话，有人在电话里朝他吼道：“这是国家事务，你不能和任何人说话！”他的接待室被来自全法各地的记者挤得水泄不通。用委婉的方式可以这样说，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他感到自己没有得到上级的保护。

就像司法部长在议会委员会面前提到的，翻开梅隆的案卷就足以知道，他是一个危险的累犯。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缺乏对他的犯罪记录的认识，只考虑了他羞辱法官一事；他的案卷被这个身处困境而且组织糟糕的部门给彻底遗忘了。然而，部长也承认，大西洋卢瓦尔省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缺乏“足够的手段”，对梅隆的监控并不必然能阻止他犯罪。

“一颗人头落地”：雷恩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跨区域部门主任于2月17日被免去了职务，那是在运动的末期。人们可以认为，跨区域部门主任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没有协助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主任所提出审查的建议。我们也可以认为，铡刀对准的是体制内最孤立最虚弱的角色——教养处。它处于体系的末端，没有受到过认真的对待，也不得人心，自然也就成了大家指定的罪魁祸首。

就在蕾蒂西娅一案发生之后，南特的法院马上配备了第五名刑法执行法官，米歇尔·梅尔西耶宣布建立485个法官、书记官和感化教育工作者的职位。2012年，一个同时属于司法部和工会的工作组主张招聘300名检察官。在国立法官学院，录取人数有所增加，从原来的135名增加到了2012年的212名，2016年则为366名。大西洋卢瓦尔省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任获得了他此前徒劳地为之振臂疾呼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人员，此外还包括了6名合同工。在整个法国，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都获得了招聘的权利：宣布2011年度会有200名顾问到来。两年之后，政府宣布在三年内创立1000个职位，让每个顾问负责的案卷下降到40份。政策还是对危机采取了措施，即便在编人员的增加只是消化掉了原来工作的超额部分：这种虚弱实际上是国家自身的虚弱。

社会新闻和随之而来的争论使得政府部门进行了反思：教养部门的负责人发现了真实危险在开放环境中存在。他们的职责不再局限于阻止潜逃和反抗。身处外界的人员即便受到了法院的管理，还是很有可能会犯罪。

对于教养处而言，蕾蒂西娅一案犹如一次电击。通过2011年11月8日的一次通告，犯罪企图诊断的应用在法国所有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都得到了推广：它评估人员的危险性，但也对他们的家庭环境和再融入规划进行评估，个体化的犯罪学诊断使“确定最合适的实施方式”（总体上，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行动人员和工会一直对它有所抵触）得以可能。

原本在2011年1月31日的旗鼓喧天中宣布成立的性侵犯监控办公室被国会否决，因为它和严格的司法准则不相符合。

从2011年夏天开始，人们觉察到了法院、监狱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中的“蕾蒂西娅效应”。尽管缺乏明文规定，人们还是通过即刻出庭数量的增长和替代处罚方式的减少观察到了刑罚的强化。在卢瓦尔地区和布列塔尼亚，在押人数在一年内提高了7%，一下达到了收监能力的135%（和以前的122%形成对比）。就如监狱总工会所强调的，监控人员的数量没有变化，而新建立的组织方式却破坏了在押人员和监控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每个融入顾问平均仍然有百来件案卷要处理，随时面临饱和。

2012年3月27日的规划法优先考虑了监狱：为了“保证刑罚的有效执行”，它提议强化监狱和封闭式教育中心的收容能力，在数量上分别达到80000和800处。这是我们能够确认的唯一一条“蕾蒂西娅法”，它同时表现出了压制性和选票主义。该法出台于2012年3月，时值总统竞选，它陈述了预算的优先性（就像整部规划法一样），但其中的规范性内容非常薄弱。在蕾蒂西娅死后一年，一部法律道出了犯罪的意义：存在过多的缓刑，安排了过多的刑罚，把过多的“他们”放了出去，必须要有更多的监狱。

我们可以认为蕾蒂西娅一案有了一个乐观的结局：凶手被判无期徒刑，国家最终认识到了它的错误，宣告在司法和监狱部门招收人员，罪犯得到了更有效的监控。但是，伴随这些改进的也有刑法政策的僵化，它让监狱压倒一切，只考虑罪犯无政府主义（illégalismes）人群。谁知道在这些人类垃圾场中，我们不是在制造新的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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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蒂西娅一案不是只有刑法后果。它也宣布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到来。因为同情和安全问题上的修辞是伴随着行动的，其后果就在它的表述本身之中，在它所提议的社会机体方面的方针之中。

1338年，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在锡安纳的市政厅画了一幅壁画，用以表现好政府和坏政府：一边是一个由正义调解的繁荣社会，另一边是一个处于战争和破坏中的国家，到处是蛮横和专制，一个走向自我分化的政治体。争执由一种工具象征——锯子。在一个戴头盔的形象（象征战争）边上，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身着黑色和白色的衣服，她正在使用一把巨大的锯子，锯掉某个因为壁画损毁而使我们无法辨认清楚的东西。

将近七个世纪之后，蕾蒂西娅的死亡展现出一种新的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意。首先，有这样一个梦想：一个正义的、公平的和无私的政府的基础在于，它的运作是透明和集体参与的，由对真理的讨论所培育。与其对立的则是现实：一个通过恐惧建立的政府，它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理念，犯罪分子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并肩行走、处于同胞位置上的，正是要与之作战并将之囚禁的敌人。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琼分析了洛伦泽蒂的壁画之后问道：“如何‘消除恐惧’？”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棘手，仍然具有现实性。

在尼古拉·萨科齐的口中，话语就像托尼·梅隆手中的金属锯子：一个切割的工具，一把剁肉刀。他的演说是制造分裂之举，社会因此变得血肉模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死亡引发的情绪之外，蕾蒂西娅代表了法国。在2011年的冬天，她将自己的肉体献给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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