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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和得到的（第1页）

失去的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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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笛人手记”曾是《文汇月刊》为曾卓辟的一个专栏。这个专栏那时吸引和打动过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但主要是年轻的读者，是我的同代人。现在它汇编成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作《听笛人手记》。

曾卓是一直“听”着的，他的《听笛人手记》整个是对“听”的追记。“听”是一种接纳、开启，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它或许是比“看”“说”“写”更原始的经验，虽然只有到“写”，听的接纳与敞开的边缘性才还原到自在的生成状态。

2

一个“听”字，唤起了我怎样的记忆。

在我还没有出生，还在温暖的黑暗中，我就听到“听”了；在我还没有意识，还在结实的襁褓中，我就听到“声音”了；在我还只能咿呀学语，还刚刚感觉到坚硬而摇晃的地面时，我就听到了父亲问我的“话”和为我朗诵的“诗”了。而在我可以顽皮自得地爬到高高的桌子上，捧着比我头还大的书装模作样地读时，爸爸突然被迫离开家，我开始听我的未曾分隔但已永远分隔的记忆……

“听”，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童年的主要事件。

直到有一天，我专注地回到“听”自身时，才恍然明白——原来“听”，是这样的一种遗传的品格。

3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这刹那间的永恒已成为一个生命、一个时代的象征。

读着《手记》，我的耳边老是回旋着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中的这两行诗句。我忍不住想，在这样的“倾跌”与“飞翔”的生死抉择中，是什么东西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倾跌”本身成为“飞翔”？

我们是两代人。我也曾面临着同样的抉择，我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的收获、我的将来是什么，因此，我特别容易对老一辈人在完全被剥夺的状态中的“精神支柱”产生某种类似比较学的兴趣。

所以在《听笛人手记》中，我关注而传承着“听——写”的生动性，自然区分着不同的生成取向。例如《手记》在“听——写”中展示了“爱的理想”，而我却希望在“听——写”中描述“阴沉之趣”。即使只是动机，这个补充也已这样的重要，因为在纯粹的光明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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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听笛人的“听”上。

听笛人就是曾卓，尽管他是听别人吹笛——他读柯罗连柯的《盲音乐家》、雷马克的《凯旋门》、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读他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但当他低声地诉说他“听”到的一切时，却不是向读者“解剖”别人的笛声，而是传这他自己心中的笛声，即在他心中升起波澜的、为他的心律所应和、谐鸣的笛声。那是他的印记、他的秘密——由逝去的“过往”和“永远存在”、永远向人类心灵倾诉的大自然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所萌动的诗意。

一个不能由内心的耳朵在别人的节奏中听进自己的心律的人，还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他只配被别人所指引，听他们说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曾卓无疑首先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读者。因而《手记》对于其他读者，就不复简单是阅读的中介，指引甚至代替读者去读那些外国文学作品，像通常的文学评论所做的那样；而是阅读的对象。也就是说，读它，更多地是读曾卓自己的心律，读他独特的生命的提炼。

这种生命的提炼早已内聚为一种期待，沉浮在“听——写”的岁月中，它时隐时现，似乎完全是无意识地逗留在某一类作品、某一种氛围、某一种情绪上。是的，“只有期待下的东西才能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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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曾卓“听”的期待的即生命的提炼的索引，我们几乎是不期然而然地谈到了这样两类作品：

一类是阴影中的“凯旋门”，是比喧嚣更震人心弦的“海的沉默”，是在得到中失去或说在失去中得到的“老人与海”，是如同一只原始的年轻世界的歌般的“荒野的呼唤”，是像警钟一样敲响的“沉重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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