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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友人（第1页）

致友人

一、我们想这样告别20世纪

只接受参照，不接受尺度；或反过来说，只给予参照，不给予尺度——z兄这样表达了。它也确如z兄所说，是我们几位朋友已达到的一种默契。

之所以觉得“随感录”还可以拉长——带入事件、氛围和语境——变成“随笔”，只是从文体上考虑到后者比前者更切近“随感录”视为生命的题旨——坚持个体性的表达。

它不以普遍性为标准。它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创造自己的读者，从而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读者群。

普适性如果长期以来曾是人们追求的标准，那也只不过是人为的虚幻罢了。普适性的前提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代言，而个体的生命早已在真理的笼罩下消失殆尽。平凡的个体难道能假真理之名要求人们丧失个性的普遍认同么？那未免太夸张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已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换一个角度，我们早已失去了任何许诺，唯其不再有任何许诺，不再有终极根据作为保障，个体的生命连同个体生命注定了的边缘性存在才不再会落入一表达就立即上升为普遍原则的虚幻，存在或生存才不再因普适性而变为价值，最高价值亦不再可能成为最高尺度裁决一切存在者。

许多年来，与其说我在学哲学，不如说我是被我的问题追逼着，问题一旦出现，以致正常的生活及其表达就一下子被置于审视的眼光下，激情乃至诗意不再有所附丽，除非这激情与诗意被问题的力量穿透成为思本身。它一定是超出常规的，它一定直面着界限，它一定在语言转换的临界点上，它并不纯然在公共语言所带出的人们已熟知到成为常识的观念中。

实际上，我们想做的工作非常平凡，即把语言的先验性，还原为语言自身。所谓语言的先验性，即已化为具体语言形式的概念、范畴、逻辑框架以及它们作为常识的世俗表达，只有将它们还原为字、词、句子，语言的生动性——在语言本性的意义而不是修辞学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语言的生动性只属于聆听的个人。是个人当下的、生成着的语言事件，它既是灵性的，也是神性的——我们这样告别以逻各斯、以必然性为中心亦即以中心为中心的20世纪。

个体的生命存在只能是边缘性的存在，我的题目即——在边缘。取这样一个题目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即我是女人，在这个以男人为尺度的世界，女人从来都是边缘性的。我要做的，是以边缘性的表达给这边缘性以一种直接的观照。

h君，真希望你能同父辈的眼光拉开距离，喜欢我的文字（其实在父辈中，曾真正喜欢我的文字的，是你的父亲）。

我一定要写好这本书，为我自己，为我的朋友，为一切愿意倾听的人们。

1992年1月29日

二、“磕着了”

有多少日子了，我一直想为灵子写点什么，转眼又是四月，又是绿色的歌唱沿着透明的叶脉生长的日子，又是属于灵子的白天和夜晚。

想起灵子最后日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感觉就是疼痛，甚至一切亲人给她的爱、给她的呵护都不能真的分担她的这种疼痛，但她仍呼喊着，她的亲人也仍倾注一切地给着她爱和感同身受的呵护，我能把奉行的理论贯彻到底么——

疼痛是不能分担的，我疼，谁能指责我，又有谁能为我分担。痛苦本身就是不能缓解的疼痛。这痛苦同关切、温暖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除了独自承担，还能有什么？

每一种彻底都意味着冷淡。

但人仍有不可泯灭的、超出任何冷淡的期待，唯有死亡能一笔勾销它。

还是在平顶山会上（朋友们一直遗憾你没能去），我大声地描述“磕着了”的语言事件。我是在描述我对情景的感受——你们的描述所传达给我的已构成我不能忘怀的情景；还是这个描述本身在说明这个没有语言的孩子在表达她的感觉时是怎样地寻找着她的字、词、句的词语表达的原生性，这几乎是一个生成语言学问题。

也许都有，都是。

在平顶山朋友们相聚的对话氛围中复活了或激活了这样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神秘的感应把我逼到生命垂死的背景，那里是没有任何退路和回旋余地的。

那一天下午，那一天是11月8日，一切都没有异样，会在如常地进行，我突然想哭。一位朋友的发言涉及感觉语词问题，我忍不住插话，大声地，与其说是学理式的，不如说是冥冥中有什么在引导我。灵子绝望的呼喊就在我耳边，我不大声地说出来就过不去。

我只知道人有时候是得大声地说出心中闪过的字、词、句子，为了让自己听见。仿佛，那一刻，我不在自我的听——说中抓住表达的机遇，一个弥足珍贵的记忆就会僵死在颓然的自我沉寂中。

……

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能对抗死亡的力量。但正因为有死亡，惊醒着的生命才不至于毫无痕迹地在时间中流去，也才有与死去的生命相关的不死的记忆——这记忆将个体生命的神秘复活在另一个个体生命之中，成为生发着的问题或其他。

灵子的身上一定是有一些自然生长着的东西，以致最初印进她心灵的就是树、草、河这些最亲近自然的原初的字眼。它们是可能触摸的，即可见、可感、可呼吸的。我能想见河边潮湿的空气和混合着树木、草叶的清新气息是如何使她莫名地欣喜。真的生长起来，谁知会出现多少奇迹呢……

而当她最需要表达的时候，不是随意地喃喃自语着各种新奇的字眼，而是要说出那无法说出的、像宿命一般落在她幼小身上的疼痛的感觉，于是她不得不大声地呼喊：磕着了！

从疼痛到痛苦（？）到痛苦的（？）表达，这就是“磕着了”的全部涵义么？

如果灵子第一次疼痛的经验是伴随大人“磕着了”的表达获得的，那么而后她因眼疾导致的病痛已远不再与“磕着了”有任何联系，但她却用“磕着了”来表达、来呼喊。

也许在那一刻，才来到人世不到二十个月的她，突然以一个确定不移的表达、一个意义明确的表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能忘怀的语言学的例子，一个切近得让人揪心的例子。

不是我痴迷着语言问题，而是我像灵子一样与生俱来就困惑在无法表达的表达之中。还是刚刚学着说话，我就和一个“玩”字纠缠不休，我一次又一次地固执地找寻那个叫作“玩”的玩，可是没多久，我已失去向大人索要玩的任性，而是每天每天独自面对黄昏的灯光恐惧，我宁可躺在草地上看黑夜的天空，也不愿走过别人家那一排排透出灯光的窗口，回到有如洞穴的大门，甚或，我宁肯坐在家的门口，坐在门槛上，让没有灯光映衬的家的黑影，将我和比我更年幼的妹妹紧缩的身躯覆盖成黑暗的风景……许多年来，当我无法说出那在差异中直观到却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觉时，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表达时退缩，再退缩，直到无语成为内心的语言缺口。

“磕着了”当然不是一个感觉语词。

我甚至以为“感觉语词”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矛盾的，是一个陷阱。任何当下的感觉都是个体经验的或个体经验的描述，它不可能先语言而在，语言也不可能先它而在。在个体经验的描述或表达中，归根结底要突破的是语言的同一性，即观念。

比如说痛苦。

当有人说不轻言痛苦而用难过、不好受这样更具体的字眼来代替痛苦，甚至是以无言这放弃语言表达的方式来表达痛苦时，痛苦不仅在淡化的表达中淡化了，而且也真正地表达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实指的、有着坚硬的确定性的对象。毋宁说“痛苦”本身也是一个符号、一个观念。一个自我意识着痛苦的人，一个已经被痛苦的观念“升华”了其实是固置了的人，痛苦于他几乎是无法跨越也无法真的表达的。但对于一个不轻易使用“痛苦”字眼的人，他更多地就只是在某时、某刻，因某事、某种原因难过、不好受罢了。他的表达总是具体的、经验性的。

“磕着了”难道是灵子可以用来命名疼痛的感觉词语吗？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权作代表疼痛的符号。你们更清楚，“磕着了”在灵子那里和在你们的心里完全是一种当下的、不可重复的疼痛经历。“磕着了”的字面意义早已褪去，它活生生地就是灵子的疼痛。灵子这样独立的像私有语言地表达着，谁也分担不了，但这并不排除和灵子心灵相通的你们几乎同时地也不可重复地感同身受着。它只有当下性，恐怕连你们的记忆，也持存不了感觉与语言共生的分量。这是何等的悲哀。至于其他人，哪里能真的感觉“磕着了”的感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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