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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和女性问题（第1页）

后现代主义和女性问题

一、“女性主体”概念虚假性的揭示和参照

西方女权女性主义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作为两个有差异实质上却是互相衔接的阶段，其共同特点是试图确立“女性主体”。

朱莉娅·克里斯多娃在《妇女的时间》一文中对西方的女性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亦即女性主义的“两代”，作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划分。

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将自己的运动深深植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为自己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争得一席之地，它的旗帜是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

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即1968年5月以后的女性主义者，不再关注平等要求，而是强调差异和特独性，“性别差异”这时不仅成为女性主义的中心范畴，而且“被解释为主体与象征契约，亦即社会契约之间关系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朱莉娅·克里斯多娃提出“另一代即另一空间”的问题。这一空间即中断以父亲形象为载体的象征秩序，它是对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否定。

这里个体性的问题实际上已被揭示。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眼界所能带来的最深刻的成果。

问题在于这个揭示应以一系列更鲜明的界限清理为前提。克里斯多娃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眼界，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但忽视“非宗教”与“后宗教”的区别无疑丢失了一个能导致问题深入和具体化的更大的背景。

人只有将自己置于后宗教即非形而上学神学的超验之维，才可能真的跳出形而上学、人本主义、主——客二元模式的桎梏。事实是，由第二代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差异和独特性的理论既可引申出如克里斯多娃的“另一代即另一空间”，也可能导致恐怖与暴力。

女人也是一种暴力力量，女人的褊狭嫉妒在自由名义下的释放中取对立姿态，就是一个历史的报应。

如果没有超验一维的限制和制约，主体意识本身就可能是暴力或专政的逻辑根据。

二、中国当代女性问题的前提和现实可能性

我们不能说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是一条历史的必由之路，我们只能说在西方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可以找到这两个阶段或两种态度或两种思路的区分。

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中国妇女在西方不可比拟的广度上实现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问题是这种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并不一定能同步地带来健康的平等意识。健康的平等意识是必须在精神的领域中用精神的方式建立的。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种平等意识的变态和漫画化在于，不仅性意识，而且性别差异的意识几乎成为罪恶感的别名。至少不止一代中国妇女都经历过这种光明磊落的黑暗。

政治禁锢的松动的一个附属成果是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它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种倾向：

1.世俗倾向。世俗倾向是社会平等意识向社会细胞——家庭——的扭曲的深入，它是漫画化的平等意识的世俗的一面，也是漫画化的平等意识最顽固的根基。民间流传的“阴盛阳衰”是它的一个自嘲的概括。

2.潜意识倾向。潜意识倾向是性本能的释放和释放中的夸张。中国有一批描写女性性别感觉、经验的女作家使这一倾向得以用文本的方式凝结下来。这里大量的是含混的、混杂的个人经验，它的简单概括，即所谓“女性的经验”，其欲望化的形态是另一种无个性的平均化的形态，是含混的女性类概念的派生。但多种倾向和可能性的展开和还原，却可能为问题的清理或净化提供一片沃土。

3.浪漫倾向。浪漫倾向则明显地远离或摒弃前面二者。它往往被称为梦的、理想的。这里，梦或理想显然与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无关，也无法归结到合目的性的文化问题，而至多只是拖着一种合目的性的文化倾向的影子。它就是女性特征的。它的原始的根源或许是母性的包容的即无理性框架的乌托邦幻象。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些耽于幻想的女人的作品，她们的浪漫色彩天然地暗合着理性的终极目的，不需要逻辑论证，也不需要社会化的手段。因而它亦是必须有所澄凊的。

这三种倾向虽然没有形成意识明确的或系统的女权女性主义发展的两个或三个阶段的历史，但在现代转换的历程中，西方的参照已使我们能在多元的差异的前提下思考中国的女性问题。而女性性别意识复苏的三种倾向展示的混杂的丰富，又使得当代中国女性问题获得了尖锐地切入和置换的可能性。

三、从女性主义到非女性主义的女性问题

由此，已有的女性主义或女性问题就其理论形态大致可以概括为下面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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