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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谁是权力新贵（第1页）

第二节

谁是权力新贵？

公司治理的首要问题是权力的来源。人们都会认为，股东会是公司的顶点，是一个企业一切权力的来源，因为正是由于股东们的出资，才有了公司，因此股东是企业的父母，只要股东还存在，企业的一切将听命于他们。

这是整个公司治理理论体系不可动摇的基石，但这个基石是有bug（漏洞）的。企业的命真的是股东给的吗？我们购买了开放式基金，当然就成了股东，但这样的股东能够决定基金经理怎样进行资产配置吗？不能。因为在资产配置上，基金经理更专业，而我们投资这只基金，也是看重基金经理的专业知识。这只基金的决策权不是股东的，而是基金经理的。当然，基金经理也不能任意妄为，没有好的业绩，股东们就会撤资，让他无盘可操。

事实上，在知识面前，资本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资本只有追逐掌握知识的人，与他们共融共生，互利互惠，才能得到更高的收益，这就是美国普遍存在同股不同权的原因。在美国，这种同股不同权的方式叫作“双层股权结构”，它将股票分为a、b两类，向外部投资人公开发行的a类股，每股只有1票的投票权，管理阶层手上的b类股每股却能投10票。如果公司被出售，这两类股票将享有同等的派息和出售所得分配权。b类股不公开交易，但可以按照1∶1的比例转换成a类股。这种股权结构显然对创始人和管理层十分有利，他们可以用较少的出资获得更多的表决权，并且不用担心被股东会轻易地辞退或被恶意收购，而普通投资者难以掌管公司，只能被动地分享企业的红利。

当然，这种股权结构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念不相符合，因此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维护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将大量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是不民主的做法，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法律法规相冲突。因此，这种股权结构的公司在股票公开市场上市的阻力还是比较大，例如2013年，香港交易所就拒绝了阿里巴巴以同股不同权的方案申请的上市计划，迫使阿里巴巴转去纽约交易所上市。但是，现实给予这些传统保守观念以实实在在的教训，失去阿里巴巴这样的明星企业，也是香港交易所的损失。因此在6年后，香港交易所修改了规则，允许同股不同权，于是阿里巴巴在2019年11月26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也挂牌上市了。

阿里巴巴代表着技术创新，在当今这个时代，它的成长速度远高于传统商业模式的企业，因此，阿里巴巴在线上业务获得巨大成功后，有充分的实力收购大润发、欧尚等传统超市，并发展盒马鲜生等新兴商场，这才是资本所关注的。试想，如果掌控大润发的股东有能力，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打造一个和阿里巴巴一样的企业呢？所以，在企业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的经营能力，而不是股东们手中的权力。

但是，美国的双层股权结构仍然是有限度地向资本让步，这个限度为企业创始人和骨干们争取了10倍的权力，但终究还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公司治理框架之下，遵循资本为权力之源的规则。相比之下，华为的知识资本化就是彻底地让权力告别资本。尽管华为依然有股份存在，但股份的来源是企业内部知识积累的转化，股份多少代表着对公司知识积累贡献的大小，反映的是业务能力的强弱。这种业务能力远比单纯掌握资本的股东更有对企业正确发展方向的判断力，知识资本化不会夹杂任何一个滥竽充数者，因此可以造就最有战斗力的企业。知识资本化让资本的权力完全让位于知识工作者的权力，因此无论如何不是传统公司治理模式能够解释的。华为的实践证明了企业的权力来源可以有另一种形式：以一群知识工作者为核心，用知识、技术和能力的权威感召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形成共同奋斗的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有武器，也可以赤手空拳，但都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做雇佣兵。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军队都是由雇佣兵组成的，相反，很多北方民族全民皆兵，往往战斗力更强。

其实，资本本来就应该附属于人的创造力。资本主义兴起就是因为科技大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没有知识的力量也就没有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那为什么企业要以资本作为权力的来源呢？这是因为科技发明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要把科技发明的成果进行推广应用，这就需要依靠资本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人们都知道是爱迪生率先找到了灯丝的最佳材料，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通用电气集团就是由爱迪生创办的电灯公司发展而来的，爱迪生改进白炽灯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持，普及电灯的可能是别的公司，那么人们也就不知道这个电灯之父了。很多人都知道奔驰汽车这个伟大的公司，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创始人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就是汽车的发明人。而作为反例，莱特兄弟在发明飞机后，并没有加紧推广，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保守的专利保护上，使得技术发展不如后起之秀，他们创办的莱特公司于1916年与格伦·l.马丁公司合并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些事实说明，在那种年代，科技发明虽然推动了历史，但只是触发器，真正的主角是能够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资产阶级是那个时代最活跃的因素。

但是，当今社会为何出现了资本追逐知识创造者的现象呢？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后资本主义时代，这与之前的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特征。

首先，技术创新不再是以个体为主，而转变为以群体为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发明创造多出自爱迪生、瓦特、西门子、本茨、贝尔、莱特兄弟这样的大师，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发明能够让人联想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公司，比如摩托罗拉、索尼、惠普、柯达、诺基亚、雅虎、谷歌、华为，虽然苹果公司出了个乔布斯，但苹果手机是采购了世界各地的部件组装而成的，可以说，当今的科技创新依赖于群体的协同，这给了资本生存的空间，来参与社会化大发明。

其次，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中谁占主导地位？在过去，资本与工人的结合中资本无疑占据主导地位，但现在资本与知识相结合依然如此吗？如果是，我们当然可以沿用原来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不是，我们就应当重新思考。资本与工人相结合的年代，资本除了付出工资外，还承担了厂房、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所以在生产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但是当资本与知识工作者结合时，除了工作，还有多少生产资料需要付出？现在的远程办公连场地都可以省下来了。相反，无论资本付出多少，创造价值的知识存在于员工的头脑中，这不是拿着皮鞭就可以逼出来的，需要的是将心比心，用心换心。

再次，职业经理人群体也发生着变化，这对资本的作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公司治理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委托职业经理人进行企业管理的问题。在过去，人们的整体知识水平以及工厂劳动为主体的状态，导致职业经理人群体很多以执行股东意愿为天职。但当今社会人们的知识水平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职业经理人对业务趋势的判断也更加准确，对股东意志是否正确有明确的认知，这才出现2019年8月19日美国商业圆桌会议抛弃了为股东服务的企业使命。这是刚刚开始却不可阻挡的趋势。

企业的权力来自最熟悉业务的企业骨干，而不是股东。这尽管还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关于公司治理的教科书，但是华为的成功给了这种方式有力的例证。这是中国企业制度的探索，值得研究和借鉴。特别是当前许多企业把华为作为标杆，但如果忽视这个底层问题，将华为的一些成功的表象与西方企业制度相结合，那就很难抓住本质。

当然，我们也要进一步认清华为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局限在哪里。华为的机制鼓励积极创新的知识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企业的剩余价值，前提是这些知识工作者必须勇于创新、积极创新，在创新中寻找高附加值利润。如果是一般的、不是那么积极的、不愿意付出更多劳动的、只希望用一定的报酬换取一定的保障的员工，他们创造的价值是不足以与剩余价值相匹配的，那就不适用于这样的机制。这样的员工仍然适合资本主导的企业，因为资本在与他们相结合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仍然更积极。那么华为如何解决积极的知识工作者和普通员工不同的问题呢？方法是多样的，例如将很多生产性工作外包，因为很多承包的工厂并不积极参与创新研究工作，是资本主导的企业；再比如，华为旗下也有内部服务公司（慧通公司），从事非创造性岗位的文秘、行政等服务，不实行与华为相同的企业制度；此外，对于华为内部一些自愿降低要求的员工（如本地化员工，他们不接受工作岗位调配），华为实行普通奖金制度，取消配股权益。总之，华为保持高科技发展路线的同时，也保证企业知识工作者的权益，而公司治理的权力也只能来自内部的业务骨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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