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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城市哲学的问题与实践建构（第2页）

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接近50％并呈进一步上升趋势时，这个地区在仍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的同时，开始实现城乡一体化。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时，则标志着这个地区开始从城乡二元社会、城乡一体化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镇社会，并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推进有特色的城镇现代化。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化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的20％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44.9％，苏州、苏南等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已接近70％。也就是说，总体上，我国还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还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而苏南等发达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科学发展的重要先导地区，已经率先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城镇社会。按现在的城镇化速度，在未来10到15年，我国各地将逐渐进入城镇（城市）社会。

城镇（城市）社会是一个区别于传统农村社会与城乡二元社会的崭新社会样态。我们现在的城镇化实践将深刻决定、影响我国未来城镇社会的基本面貌。对我国城镇化的方向、道路、模式等基本问题进行“城市哲学”研究、前提性反思，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全面地把握城镇化的特点、本质，有助于深刻把握、理解我国城镇化的历史特殊性及中国特色城镇道路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探索我国城镇化与城镇社会建设的合理新思路、新方法、新战略。

第一，正确认识城镇化、城镇社会的全面本质，正确处理“扩大城镇外延”与“提升城镇内涵”的关系。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全面的转换过程。城镇化的推进，绝不仅仅是人们户籍身份的变化、城镇人口的增长、城镇空间面积的扩大，而是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人们生活生存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全面变化。马克思曾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村庄向城市的过渡决不仅仅是规模大小的变化，虽然也包括规模变化在内；相反，这种过渡首先是方向和目的上的变化”。从乡村社会、城乡二元社会向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社会的转换，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全面系统转换，是社会发展、社会存在样态的一个全新阶段。

如果说，城镇空间的扩大、城镇人口的增加，是城镇化的外延特征；那么，城镇的安全、自由、活力、意义则是城市、城镇的内涵变量。“安全”是指一个城镇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秩序，其重要表现是人们的人身、财产、声誉等主体权益不受侵犯、得到保护和尊重；“自由”是指一个城镇尊重并保护人们合理的思想与行为选择权，其重要表现是人们可以根据客观条件与主体需要选择、表现自身的思想倾向、行为方式；“活力”是指一个城镇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经济体系，其重要表现是人们可以获得良好的创业机会与事业成长空间；“意义”是指一个城镇对人们具有情感、精神、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其重要表现是人们在一个城镇工作与生活，不仅可以得到物质性、利益性满足，也可以得到精神的充实与情感上的满足，并对这个城镇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看来，神圣、安全、经济是一个城市持续存在的三个基本要素，“早在发轫之初，城区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科特金所强调的正是城市、城镇存在与发展的内涵变量。

对城镇发展而言，城镇外延的变化是一种量变，城镇内涵的转换与提升则是一种质变。一个只具有城镇外延，而没有城镇内涵或内涵度不高的城镇是不可持续、没有竞争力、没有未来的；反之，一个不断提升内涵的城镇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综合优势，从而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全面把握城镇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矛盾特殊性，全面把握城镇、城镇化的内涵、本质，在扩张城镇外延的同时，把着力提升城市内涵作为城镇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深刻认识城镇化与城镇社会的两面性、辩证性，正确处理城镇化进程中“成就与风险”、“成果与代价”的关系。

正如熊彼特所说，任何创新、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一个创造与破坏的同时性过程；也正如贝克等所说，现代社会，发展的代价性、风险性日益增加，人们在获得更多财富与现代性的同时，也面临日益增多的风险。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只有收获没有代价，只有成果没有风险的发展、变化、创新；任何发展、变化、创新、实践都具有两面性，是一个创造与破坏、收获与代价的具体统一过程。

城镇化的进程也是如此。一方面，城镇化的推进会触动人们在传统体制下的诸多既得利益，需要深刻改变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传统制度、习惯、习俗、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与城镇社会相适应的合理新制度、新生活、新观念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产生诸多新的社会、利益、观念等冲突、矛盾。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的推进，绝不仅仅是一个线性、单纯的财富和成果的增长过程，而是一个在解决旧矛盾、旧问题的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诸多可能更为复杂、无法预料的新矛盾、新问题的过程。一方面，应当看到，城镇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聚集地，城镇化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城镇化为我们新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只能适应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城镇化往往不断加速激活人们的诸多合理或不合理的新欲望、新需求，不断面对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是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们的必然“命运”。

其实，从古至今，城市、城镇就总是与问题相伴。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是“充分发挥人类能力及潜力的条件”，同时，城市化又是一条“扩张之路，充满暴力、斗争和忧虑，它使城市本身成为一种‘集中和榨取剩余资料’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进程，一直到我们当今的时代”。也就是说，城镇化是一柄实实在在的双刃剑，推进城镇化既可能带来发展，也可能带来诸多破坏；城镇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它既聚集着先进的东西，也聚集着落后的东西；城市社会并不是天然的理想国，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人们进行规范、创造、改造、合理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充分认识城镇化与城镇社会的两面性，以更为系统、扎实、理性、细致的工作，不断克制、克服城镇化、城镇社会的负面性、风险性。一方面，大力发展各项事业，努力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宣传、法制等手段克制、减少人们的不合理要求，不断建构一个更加合理、完善的现代城镇社会。

第三，深刻把握我国城镇化的历史特殊性，正确处理“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的关系。

从宏观背景看，我国的城镇化是在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多重、复杂语境下的城镇化。能否处理好城镇化与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复杂关系，既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国外观念、市场体制等的合理之处，又有效规避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会对能否又好又快推进我国城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历史语境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自然环境、内外部竞争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以集体、整体、共同体为本体的文化心理特质。这种以整体为特征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既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又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基础、现实影响。在土地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的转换中，如何处理个体化与整体化的张力，将深刻决定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未来方向；能否实现个体化与整体化之间、集体化与集约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将深刻影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秩序、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把“城镇化”又细分为“城镇化”（或者说“城镇化的初级阶段”）与“城镇现代化”两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人们会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发展任务。如果说，在“城镇化的初级阶段”，主要的发展任务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减少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使城镇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那么，在“城镇现代化”这个阶段，主要的发展任务则是如何形成有活力的经济运行体系、规范的社会管理体系、合理的文化意义体系、有意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可持续的新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体系。

在当代复杂竞争格局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具有深刻的历史特殊性。我们既需要合理统筹城镇化与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关系，也需要同时面对并合理统筹“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两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解决城市与农村的分裂这个传统的二元结构老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解决城镇社会、城镇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的诸多新问题。而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往往需要不同的发展战略、工作方法。因此，能否找到合理统筹城镇化与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之间关系的方式，找到合理统筹“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工作方法，将深刻影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质量及我国社会的未来状态。

第四，正确处理城镇化进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关系，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具体建构路径。

城镇、城镇化既具有共性、普遍性，又具有个性、特殊性。一方面，从传统社会走向城镇社会是社会发展、人类生活与聚集形态转换的普遍趋势；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的城镇化之路又存在深刻的差异性、多样性。一方面，所有的城市有其普遍共性，正如科特金所说，意义、秩序、繁荣，是所有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重要共性；另一方面，所有成功的城镇又一定是各有个性，在不同的地区，城市意义、城市秩序、城市繁荣的具体形式与内容又是具有多样性的。

在芒福德看来，自诞生之日起，城市就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并不存在一个一元、统一的城市样态。比如，在起源意义上，由于地理环境等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城市便具有深刻的差异性，既有在相对优越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以追求沉静、“来世”为目的古代埃及城市；也有在相对恶劣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以追求现世的安全与利益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当今世界，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城镇同样具有深刻的差异性，既有以宏大为重要特征的纽约等美国大都市，也有以“小的就是美好的”为重要特征的诸多欧洲小城等多样城市样态。

走一条既符合世界城镇发展趋势又适合自身条件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城镇化的根本方向。从国家层面看，我国人地矛盾、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例如，以扩散为特征的所谓花园城市不是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以个体为本位的城市精神不是中国城镇化的文化特征，以市场、社会为主体的运行方式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成为我国城镇化的管理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我国不同地区在自然、产业、习俗等条件上的巨大差异性，为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建构特色城镇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交往普遍化，不同城镇间的空间样态、产业样态、规划理念等表现出深刻趋同性的今天，确认城镇形态、城镇化路径的多样性，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尤为重要。

一方面，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程度与城镇现代化的水平是一个地区发展程度、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我们需要努力推进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另一方面，特色是城市、城镇存在与发展的一个内生性特征，我们需要使我国的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土特色。特色就是比较优势、综合竞争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个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城镇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在城镇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能否在发展中形成自身的特色产业、特色空间、特色文化，形成符合自身条件、具有鲜明特色的城镇经济、城镇文化、城镇制度与城镇精神，将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城镇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综合优势、未来命运。

五

诸多迹象表明，当代社会正在成为城市社会，当今世界正在步入城市世界。世界总体城市化率已超过50％，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80％。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7％，也已接近50％。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相伴随，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综合作用与影响也在不断提升。“到2030年，超过6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中。”可以预计，未来数十年，世界及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不断提高，城市的辩证作用、综合影响将继续扩大。如果城市、城市社会、城市世界果真是我们现有的主体能力所能建构，现有的认识能力所能看到的阶段性或终极性的人类生存、生活与社会化的形式，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地把握城市、城市社会、城市世界的深层本质，用何种理论与态度合理、智慧地面对、应对城市化进程及结果的复杂性、辩证性。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高度，厘清、树立全面、辩证的城市观与城市发展观、城市态度与城市视域、城市价值观与城市研究方法，是应对城市问题挑战、迎接城市社会来临的一个重要前提。建构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是迎接城市社会来临、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创新的一个重要知识选择。

城市化进程及其结果的复杂性、综合性，迫切需要建构具有哲学底蕴、跨越学科边界、没有学科归属的一般城市学：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在与城市问题的不断遭遇中，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化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向度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心理等人类生存与发展所有因素或要素的超复杂性、超系统性的过程与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应该对城市进行“韵律分析”。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正如一首乐曲的弹奏或一部戏剧的演出，是一个多因素共存与互动过程。忽视任何一个细节与因素，都会导致整首乐曲或戏剧的演出失败。在《第三空间》的作者苏贾看来，城市化是社会性、历史性与空间性等多种因素的辩证互动。在《比较城市化》的作者贝利、《城市发展史》的作者芒福德、《城市化》的作者诺克斯等看来，城市化的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意义上的后果十分严重，应该同时性地关注城市化的人类学后果、文化学后果、政治学后果、生态学后果及其他综合性后果。

也就是说，只从单一学科甚至没有深层关联的几个学科出发，都无法真正把握城市的复杂本性。目前，人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诸多视角、学科角度出发，对城市化及其问题进行了诸多专业研究。苏贾、芒福德、诺克斯等学者也开始注重对城市学进行交叉性研究。但是，对城市、城市化、城市社会自觉进行多维交叉研究毕竟还未成为城市研究的主流，尤其缺乏诸多学科深层聚焦进行城市研究的知识基础与知识平台。对城市、城市社会进行哲学把握，建构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对探索诸多向度与学科的城市研究进行对话的知识基础，建构多维城市研究深层互动的知识平台，推动多学科城市研究的深层整合、综合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目标，在于阐明什么是合理的城市观与城市发展观，对城市性、城市本质进行哲学揭示；在于阐明什么是合理的城市研究方法与城市视域，对人们研究城市的方法进行逻辑类型反思、逻辑把握；在于阐明什么是合理的城市价值与城市意义，对城市过程与结果的公平性、公正性、正义性等问题进行实践反思。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具有同一性，同时性地建构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对增加城市哲学研究的思想厚度，增加城市批评史研究的理论深度，避免部门哲学研究曾经出现的空泛化、抽象化现象，避免部门史、学科思想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碎片化、浅层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是城市观念、城市方法、城市价值的历史自觉、逻辑自觉、主体自觉。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以城市问题史、城市发展史为重要基础，既是关于城市问题、城市发展的变迁逻辑与演变规律，关于城市知识与城市思想的类型构成与演变逻辑的深层城市学、一般城市学；也是关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生成变迁的具体内容、具体规律的历史哲学。

现代性、全球化，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化对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研究，对推进哲学社会的基础创新、整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从中世纪后期的商业革命，到近代早期的工业革命，再到20世纪中后叶以来的城市革命，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具体内容与时代重点不断转换。历史转换中，城市、城市化日益成为现代性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与具体形式。当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苏贾等指认当代社会研究、社会理论出现了重要的“空间转向”时，其具体所指正是席卷世界的现代城市化潮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自觉城市语境、城市意识、城市底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将从整体上落后于现时代。如果这一断定有些激进，那么，在比较保守的意义上至少可以说，城市问题、城市社会正日益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生成与发展的重要语境，建构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创新、整体创新不可缺少的重要路径与重要尝试之一。建构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对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创新、整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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