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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第5章问题（第1页）

十诫版本学（申命记5:6-21与出埃及记20:17对比）：

在犹太教经典《圣经》中，十诫作为重要的律法准则，其内容在不同篇章的表述存在细微差别。以“不可贪恋”（??????????，lotachmod）这一诫命为例，《出埃及记》20:17与《申命记》5:21就有着显着的不同呈现。

在《出埃及记》20:17中，诫命禁止贪恋“人的房屋”（???????????，beitre’ekha），随后依次列举了妻子、仆婢、牛驴等。而在《申命记》5:21里，在“房屋”之后额外添加了“田地”（????????，sadeh），完整表述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房屋、田地、仆婢、牛驴，或他一切所有的”。这看似微小的差异，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不仅反映了以色列社会从出埃及时期的游牧-半定居形态向申命记时期农业定居社会的巨大经济结构转型，还凸显了土地神学在圣约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接下来，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文本差异、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神学意义等四个主要方面展开深入分析。

一、文本差异与编修背景

（一）十诫的双重传统

《出埃及记》20章与《申命记》5章所记载的十诫文本存在差异，这一现象通常被归结于不同的编纂传统。

《出埃及记》中的版本属于“耶典”（J典）传统。该传统极有可能反映了更为早期的口传律法内容，其着重强调对动产，如房屋（在游牧或半游牧时期，房屋更多指的是帐篷）、仆婢以及牲畜等的保护。这与当时以色列人以游牧或半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相契合，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下，帐篷作为移动的居所，以及牲畜作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然成为了人们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申命记》版本则源自“申命记学派”（D典）的修订。该版本成书于南国犹大晚期，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彼时，以色列人早已完全进入农业定居社会，土地在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关键议题。

（二）申命记的“更新律法”特征

《申命记》被视作“摩西临终训言”，其本质是对西奈律法的重新阐释（参申1:5）。这一重新阐释的目的在于使律法能够更好地适应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的全新社会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将“田地”添加到十诫之中，无疑是申命记学派对当时土地危机的直接回应。

从历史背景来看，在南国晚期，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众多富户利用各种手段，如放高利贷等，无情地剥夺穷人的田地。这种行为在众多先知书中都有明确记载，如《以赛亚书》5:8写道“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弥迦书》2:2也提到“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阿摩司书》2:6-7更是严厉谴责“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这些经文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土地兼并的猖獗，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公和圣约的摇摇欲坠。

从神学意图分析，申命记学派通过将“田地”纳入十诫，着重重申了土地是上帝的恩赐（申11:12）。土地的分配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可因一己贪欲而破坏这一神圣的土地分配制度。这一举措旨在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每个以色列人都能在上帝的恩赐下，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安居乐业。

二、从游牧到农耕：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一）出埃及时期的经济形态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期以及旷野漂流阶段，其经济生活主要以游牧和临时定居为主。在这个时期，“房屋”（??????，bayit）更多地指的是帐篷或者简易的居所。这些帐篷虽然简陋，但却是家庭的核心空间，承载着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然而，此时的土地尚未成为私有财产，人们随着牲畜的迁徙而不断移动，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暂时的栖息之所，而非固定的生产资料。

在这一时期，牛、驴、仆婢等动产成为了主要的财富标志。例如，在《创世记》12:16中记载“亚伯兰住在埃及的时候，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创世记》30:43中也提到“这样，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这些经文充分显示出，在游牧生活中，动产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财富状况，这与游牧生活的高度流动性是相适应的，因为动产便于携带和转移。

（二）迦南定居后的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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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以色列人成功进入迦南地区。此后，他们逐步从游牧社会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社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土地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十二支派按照家族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民26:52-56），土地被视为“耶和华的产业”（利25:23），并且严格禁止永久买卖（利25:23-28）。这一土地分配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土地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原来的临时栖息地转变为了核心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

随着农业的发展，农田产出的谷物、葡萄酒、油等成为了以色列人主要的财富来源（申8:7-8）。此时，土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土地兼并现象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动荡的根源。例如，在《列王纪上》21:1-16中，详细记载了亚哈王强夺拿伯葡萄园的事件。亚哈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惜利用阴谋手段，夺取了拿伯的葡萄园，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拿伯的悲惨命运，也引发了社会的公愤，充分显示出土地纠纷在当时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和圣约社群的根基。

（三）公元前8-7世纪的土地危机

到了南国晚期，随着城市化和贸易的不断发展，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这一时期，高利贷和债务奴隶制盛行，富人通过抵押田地等手段，无情地剥削穷人。例如，在《尼希米记》5:1-5中，就记载了穷人因无法偿还债务，被迫将自己的田地、葡萄园甚至房屋抵押给富人，有的甚至沦为债务奴隶。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安息年豁免债务的律法（申15:1-2），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面对这种社会乱象，阿摩司、弥迦等先知挺身而出，对富人的贪婪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他们痛斥富人“贪图田地就占据”（弥2:2），这种行为导致了“雅各的产业被亵渎”（摩7:17）。这些先知的言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也表达了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呼唤。而亚哈强夺拿伯葡萄园的事件，正是“贪恋田地”的极端案例，它深刻地揭示了土地纠纷对圣约社群根基的严重威胁。

三、“不可贪恋田地”的神学与社会伦理意义

（一）土地作为圣约的记号

在申命记神学体系中，土地并非普通的私有财产，而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具体应验（申1:8；6:10-11）。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并获得土地，是上帝的恩赐和信实的体现。因此，贪恋他人田地，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上帝主权以及土地分配神圣性的公然挑战。

《利未记》25:23明确规定“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清楚地表明了土地的最终归属权属于上帝。土地是上帝借给以色列人使用的，他们只是这片土地上的租客，必须遵守上帝的规定，合理使用土地。

同时，田地与家族血脉紧密绑定（民27:1-11）。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土地份额，这是上帝对家族命定的产业，承载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贪恋他人田地，就是破坏了这种神圣的家族继承权，打乱了上帝的神圣计划。

（二）对抗经济剥削的伦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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