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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农村（虽然一个是富农家庭，一个是贫农）封建落后、贫穷的环境中，受着传统的农民造反打天下的思想熏陶。高岗的故乡也是闯王李自成的故乡，【注5高岗的故乡武家坡与李自成的故乡李继迁寨相距仅25华里，原来均属陕西省米脂县。1914年设横山县后，二者同属横山县。】他受的影响可能更多些。他们都只读过师范学校，都因为参加学潮而被学校除名。在投身革命以后，他们都坚持农民武装斗争，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一个江西井冈山，一个在陕北桥山，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且取得很大的发展；他们都曾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毛泽东失去权位，高岗差一点丢了性命。多亏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高岗才得以再生，并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才智，成长为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有毛泽东救高岗于危难，没有毛泽东后来对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与扶持，就没有今日之高岗。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陕北根据地和后来的陕甘宁边区，便没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也就没有以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没有夺取全国胜利的辉煌。正因为有了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高岗对毛泽东感恩载德，视毛泽东为救命恩人、朋友、导师，对他无限崇敬信赖，步步紧跟，誓死效命。他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不仅仅看作一种殊荣，更是一种鼓励，一种责任，他要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奇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他从一开始就跻身于革命领导人物之列，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高岗还在陕北的梢林里拼搏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党内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有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这种多疑心态，早在延安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到晚年则更甚。在延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一位从白区来的同志时，他私下对高岗说，谁知道他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还有一次迎接潘汉年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1937年11月，他看到陈云和王明、康生一起乘飞机从苏联回延安，便疑心陈云与王明是一条线上的……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一开始相识，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不同于朱德、林彪、彭德怀，又不同于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同辈人，是一起跌爬滚打出来的战友。他们可以称毛泽东为“老毛”，和他一起讲经论道，当面顶撞，争个面红耳赤。而高岗却不能，也不敢。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两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该国的信任和器重，不仅表现在对他的使用方面，更表现在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喜欢这个“猴气十足”的“陕北王”，因为他自己也有许多“猴气”，他们有不少共同语言。他把高岗当作一员爱将，一个开路先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毛泽东道路”的样板。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要依靠高岗来实现在“八大”之前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战略部署。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左右摇摆，不怎么稳；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　　　　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后来他对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时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1953年5月，毛泽东就此事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要求“检查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注6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激怒之情溢于言表。高岗因此认为，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进行封锁，要架空毛主席；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国书等事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无论从他想摆脱繁缛国务，还是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话都是真心的。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党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公机构进行调整，并委托刘少奇考虑一个方案。

斯大林逝世后，刘少奇等人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影响太大了，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个人崇拜，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提出相应的组织措施；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刘少奇并提出书记处分工负责人名单征求意见。

对于一再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毛泽东来说，刘少奇的主张和措施显然不合时宜，不能接受。他批评有人搞分散主义，说“只有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认为政府系统有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着即撤销政府系统的总党委（周恩来任书记）。同时严厉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就擅自发中央文电。

所有这一切，都使高岗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很不满意。但是，他在传播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加以发挥说，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当“什维尔尼克”（苏联苏维埃代表主席团的秘书）。后来在揭批高岗时，有人说他“伪造毛主席的话”。他承认“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是“造谣”，但不承认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和“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这些话是造谣。

其实，毛泽东的话虽然不是这样说的，但要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的意思是明确的。历史后来证明了这一点，1959年，他真的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了刘少奇。

（四）绝密任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离开毛泽东，直接到陈云那里，吧事情告诉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发生了怀疑。这可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呀。他由此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危险人物”。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再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

然而，这种想法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抹去。他要为党和国家，为毛泽东办一件大好事，帮助毛泽东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至于谁来接替刘少奇，他并没有想那么多，正如他在反省时所说：“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这就是高岗在1953年财经会议前后才开始进行反刘活动的重要原因。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1953年春夏，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万一我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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