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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孩们照样靠挖野菜啃树皮籍以度日。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那时的队长是我们的二表爷爷，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一向为人正直，眼看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将要被饥饿夺去生命，偷偷地在深更半夜里将生产队的仓库打开，把生产队的红薯窖掀开，私分了队里的部分麦种、稻种、红薯种。在那时一旦有人告发，那是要坐牢的，甚至有杀头的危险。直到现在，每当村里的老辈人念叨此事时，我不禁对早已作古的二表爷爷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乡邻们的守口如瓶的团结精神而折服。

正因为有了二表爷爷的壮举，我们村里才没有饿死一个人，创造了方圆几十里难得的没死一人的奇迹。由于我家在解放前是自给自足的中农阶层，常常接济别人已成了祖母、母亲和父亲的传统美德，姨父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祖母送了一袋麦皮给他，他们和着野菜度过了难关；表姐夫上水利饿得奄奄一息祖母送了一袋红薯给他，在这极度艰难的岁月父亲又收养了已经沦为孤儿的三表姑。这些人都是知恩图报之人，后来在文化革命给予我家无私的援助。

三表姑是祖母娘家唯一的一条根。祖母娘家姓黄，只有一个哥哥，是一个风水先生，为人家看了一辈子风水，可惜没有看好自家的风水，父母早亡，自己也早早撒手西去，留下妻子和独苗闺女，后来妻子改嫁一个李姓人家，五九年腊月夫妻两个又被活活饿死。三表姑的母亲蒋氏原配丈夫姓杨姓名不详，生有两女。不知何故改嫁到三表姑的父亲，也就是祖母的哥哥，生下三表姑取名玉珍，连同杨姓的两个姐姐排行老三，所以我们称她为三姑。三姑的母亲和继父死后，杨姓的两个姐姐草草出嫁，剩下三姑和李姓的两个弟弟沦为孤儿四处流浪，我好心的父亲和母亲把三姑领回家和我们一道生活，这样本来早已家徒四壁的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五九年的寒冬腊月就这样在人们倍受煎熬的挣扎中艰难地度过，然而万物复苏的六0年春天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却没有半点好转，饥饿仍然如同一根无形的绞索在紧勒着人们的脖子，而且是越勒越紧，同饥饿搏斗是所有中国人也是我们一家的主旋律，只是不同的是父亲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又开始官复原职了，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我们挨饿的命运。那年春节刚过，大姐领着我到邻村的一块胡萝卜地里寻找收漏的胡萝卜充饥，一同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儿童一共不下十人。那时我刚过六岁生日，在一群小孩中我的年龄最小，个头最矮，身子最瘦。我们一群小孩一到地里犹如一群饿狼，拼全力用脚踢、用手抠寻找收漏的胡萝卜，哪怕是筷子粗的一细根，寸把长的一小截也绝不放过。

突然，有人大声吆喝：“小狗日的，谁叫你们来捡萝卜的？”听到喊声大家一哄而散，唯独我正在用手使劲抠那挖断后深埋在地底的半截胡萝卜，眼中只有胡萝卜，根本没有过听到喊声。“啪”地一声不知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我的屁股上，顿时感到火辣辣的疼，我回过头来一看，一个满脸黑霜怒目圆睁的彪形大汉站在我的背后，这时我一边哭一边继续抠那尚未抠出的半截胡萝卜，“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打到了我的后脑勺上，眼前顿时金星只冒，一下子扑倒在地里，大姐拼着命地边哭边扑向那人，把我从凶神恶煞面前抢走。。。。。。

我不知哭了多久，也不知大姐哭了多久，虽然我那时只有六岁，但在我心中却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三、草堂书童

饥饿也罢，体弱也好，只要有生命存在，就要挣扎着熬岁月、熬时光，在犹如严冬腊月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我总算度过了七个春秋，到了该上学启蒙的年龄，按照传统习惯，小孩到了七岁就该上学读书了，更何况父亲是受过一些旧式教育的，自然想到了送我上学这件大事那时离我家最近的小学是九里堰小学，虽说最近，但也有四五里之遥。

开学的前，妈妈给我精心赶作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布鞋，父亲给我买了两只铅笔两个作业本，奶奶从箱子底里翻出几尺咱家自织的深黑色的老土布缝了一个束口书包，那一针一线，一举一动无不包含着老辈子人对后辈子的希望，尤其是象我这样一个独生了更是如此。

六0年九月一日这天，全家人天还没亮就起了床，母亲忙着烧火做饭，为三姑、大姐和我准备早餐以及中午要带的干粮奶奶忙着为我换上新衣服，父亲为我收拾行装，三姑和大姐一再地为我讲述着我没见过的学校新鲜事，那架势仿佛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奠基工程，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希望工程。临出门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学生了，我们家虽然不是书香门第，但我们祖上曾有过读书做官的人，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为我家争口气。”

带着父亲的嘱咐，带着全家的希望，踏着薄薄的晨曦，开始了我第一次上学的旅途。一路上三姑替我背着书包扛着凳子，姐姐牵着我的手，对我倍加呵护。到了学校三姑和姐姐为我报了名，然后送进了一年级的教室，走进教室我环顾四周，映入我眼帘的是土墙土瓦土地坪光线暗淡得可怜的教室里，用土砖砌成的墩子上横放着一块长长的木板——这就是我们的课桌。对于这些我并不觉得简陋，准确地说我确实没有见过比这更先进的东西。

该吃中饭了，三姑、大姐和我喝着冷水啃着自带的炒红薯干，那时这已经是上等干粮了，至于吃什么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们这代人早已无权挑剔，下午放学了，老师叫我和另一个同学打扫教室，这可给我这个向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确实是生平第一遭，本来经过一天的学生生活的体验，并没尝到多少甜头，又来一个从未干过的苦力的干活，望着别人一个个高兴地背着书包回家去，我不仅眼泪滚滚往下掉，正在这时，三姑和姐姐来了，看到我正站在那里流泪，赶忙夺过我手中的扫帚替我扫完了教室。

第二天又该上学了，想想第一天的经历，本来就有点骄生惯养的我下决心不想上学了，奶奶和父母亲变着法子哄，姐姐和三姑又是背又是抬，可是我死活不向学校迈半步，就这样接连三天我就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不得已，父亲只得放异了让我上学的念头，我的第一次求学生涯就以全家充满怀希望而开始，又以全家充满沮丧而告终。现在加回想起来我不禁为我那时的无知而感到无地自容。

寒去春来，到了六一年，困扰了中国人三年多的自然灾害开始出现转机，人们的肚皮开始有了一丝生机，这时的大队干部想到了要办一所自己的学校，方便老百姓的孩子就近入学。校址就选在离我家只有一里之遥的一片洼地，盖起了一幢十间茅草屋，墙是村民们自己动手垒的土墙，茅草是村民们自己上山砍的，课桌是用土砖砌的，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的，连老师了也是大队用工分请的，就这样一所简陋到了极点的学校在这片既古老又贫脊的大地上诞生了。

父亲是大队会计自然而然想到要带头把我送进这所村办小学，但是一想到去年我拼命逃学的情景，父亲就心里有些不踏实，开学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跟前：“娃啊，跟你同年的去年都去上学了，今年学校办到我们家门口了，你今年又大了一岁再不上学人家会骂我们大人无能了，也会骂你是一个呆子，我们一家人都会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听了父亲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禁为我去年的举动而深感内疚，默默地低下了头。父亲见我默然不语，紧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一辈兄弟五人，可到了你们这就有你和你的哥哥了，你的哥哥很争气去年考取了武汉气象学校，你要象你的哥哥一样为我们家再争一口气。”

说到哥哥我不禁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虽然是大伯大妈的养子，但大伯大妈和我的父亲母亲都视作妈同已出，而哥哥那宽厚，勤奋的性格更能博得长辈的喜欢，连同亲朋邻里都交口称道，尤其是哥哥上学那天父亲为他添置了一色的新被新衣服临走时一家人把他送到村头依依惜别的情景在我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那一刻我才明白好好读书是那么受人尊重，那天父亲再次提到哥哥我于是望着父亲点了点头。

第二天父亲把我送到学校，亲手把我交给了我的启蒙老师——黎老师。父亲满脸堆笑点头哈腰，透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恭敬：“黎老师，孩子小不懂事还望老师严加管教，我们做家长的将感激不尽。”就这样我就下式开始了草堂书童生涯。

尽管学校非常简陋，但它毕竟是我们这片土地上辟地的一件大事，开学后，大队干部先选了一个吉利的日子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那天全村男女老少象过节一样穿戴整齐来到新校参加开学典礼。村民们在学校前借助地势堆起了一个土台子，算是主席台了，父亲和另外几个大队干部坐在主席台上。父亲是那时大队干部中唯一的一个读过书的人，主持会议的事自然就落到了他的头上，父亲一声令下，开学典礼正式开始了，紧接着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穷乡僻壤的山村爆发出少有的热闹。乐毕大队书记站在主席台上扯起大嗓门：“社员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村就算有了自己的学校了。”紧接着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真的也不知道是大了一岁，还是父亲的话真正起了作用，从一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居然一直冒尖，数学得满分是常有之事，到了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了，我的作文也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得到老师的表扬是家常便饭，奶奶、父亲和母亲的脸上往往洋溢着得意之色。尤其是到了四年级，我成了我们这个村小的第一批少先队员，我们那次加入少先队的一共只有五人，入队宣誓是在公社中心小学举行的。

宣誓是在六一儿童节的上午，清早起来，母亲为我换了一套崭新的衣服，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学校。上午八点前，黎老师又亲自带着我们五个人徒步赶到五里之外的公社中心小学。八点整，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少先队队旗迎着朝阳在微风中冉冉升起，国歌声、少先队队歌声和着鞭炮声在校园上空回荡，我第一次迎着红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低头望一眼飘在胸前的红领巾，心里涌动着无限的骄傲和幸福。

四、祸不单行

天有阴晴圆缺，这话一点不假。正当我能用优异成绩给家里带来一丝欢乐与安慰的时候，可是家里的人却屡受病累。我们家乡盛产红枣，我一家就有枣树近百棵，年产红枣两千余斤，六二年红枣卖到四元钱一斤，仅卖红枣就收入万元，于是计划把到手的钱用在刀刃上，在我家后院里盖两间新瓦房，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大好事，可就从盖房子动工开始我家就接二连三的遭受厄运的捉弄。

我家屋后檐长着一棵古黄连树，树高十丈有余，四个人张开双臂，手指挨手指还抱不住树身，从南往北走十里之外就能看见我家屋后那棵高大的黄连树。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树上常年就有几个老鸦窝，树干是空的，树顶上住着一群野蜜蜂，冬天在树干中栖息，成群结队的野蜜蜂一到春天就飞来飞去，忙碌着采花酿蜜，进入初夏蜂蜜就会顺着树干往下流，然后从树下的一个洞口流出来，我和姐姐、妹妹常趴在树洞口拿馒头蘸着蜂津津有味地进餐，奶奶有时在树兜边烧香，求古树显灵，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然而要盖新房就必须锯倒这棵古老的黄连树。为此，父亲和祖母之间开始了在我们眼中极少有的争吵，祖母坚决不同意把树锯倒，父亲则认为盖房是大事，牙根就不相信一棵古树会显圣显灵，父亲毕竟是一家之主，最终还是说服了奶奶。

锯树那天，天空中稀稀疏疏地飘着毛毛细雨，父亲请来了二三十个精壮劳力，我和同村的伙伴们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热闹，为了防止树倒下来砸了坏了房子，先由一个人爬上树梢固定了几根又粗又长的绳子，下面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紧紧地拽着绳子的另一端，等树上的人下来以后，四个木工师傅拿着一个又长又宽的锯条在绳子拉力相反的方向用力拉锯，四个木工师傅轮流换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四个木工师傅都累得汗流浃背，拽绳子的人两眼紧盯着指挥者的手势，拼命地使劲用力拽着绳子，临近中午时分，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锯倒了。还好既没伤着人也没砸坏房子。

可是吃中饭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向身体瘦弱的我，不知是经不住风吹雨淋，还是古树显灵，正当大人们尽情畅饮，尽情畅谈放树的成功喜悦的时候，我却突然发起了高烧，头疼得在床上直翻跟头，一家人顿时手忙脚乱，奶奶不住地埋怨父亲不该锯树的，母亲也是喋喋不休：“起个什么屋，锯个什么树。”父亲什么也没说，放下饭碗跑步来到大队卫生室，请来医生为我诊断。医生来后摸了摸我的额头，量了量我的体温，然后为我打了一针，服了几遍药，渐渐地烧退了，头也不疼了，就这样一场感冒掀起了我家锯树后的第一场小小的波澜。

既然树已经锯倒了，房子是非盖不可了，入秋新房动工了，那时是大集体，只要大队生产队同意了，就会安排劳动力上工，用不着自己操多少心。父亲是大队会计，好歹也算得上个有头有面的人物，自然劳动力上得多，时间抓得紧，要求质量高，十月尾墙体就完工了。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屋梁要是偷的，父亲请了几个要好的乡邻从十几里外的山沟里偷了一棵柏树做屋梁，上梁的前一天奶奶和母亲连夜赶蒸了一大箩筐包子馍馍。

上梁那天，我家处处笼罩着神秘色彩，处处洋溢着热闹气氛。木工师傅把那根偷来的柏树刨得光光溜溜有棱有角，父亲小心翼翼地将一块红布包裹在屋梁的正中，然后站在山尖的几个人一齐用力将新梁拉上去横断在正屋的两个山尖上。这时站在下面的人点燃鞭炮，站在上面的人向下抛早已蒸好的包子馍馍，全村的大人小孩都站在下面等着抢包子，抛下一个就是一阵欢呼。

奶奶、父亲和母亲都忙着上梁这件大事去了，暂时忘记了我，等到上梁程序完毕，奶奶马上想到了她的宝贝孙子，招呼姐姐和妹妹们四处找我，还是大妹妹眼尖发现我躺在床上，一声尖叫：“哥哥在床上。。。。。。”奶奶听到妹妹的喊声，赶忙跑来伸手一摸我的额头，热得烫手，豆大的汗珠正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滚，赶忙问道：“哪儿不舒服？”

“浑身发燥，头疼得难受。”我有气无力地答道。

母亲听到妹妹的叫声，赶到了床边，看了一眼拔腿就往大队卫生室跑去。不一会医生赶来了，象上次一样如法炮制，吃药打针。

奶奶一直守在我的身边，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慢慢好转，这次又是让我的一场子感冒冲淡了全家因上梁带来的喜悦，奶奶和母亲的埋怨情绪再一次被激起，一向相信神灵的奶奶一下子又想起了算命先生，只见那算命先生一阵摇头晃脑手掐嘴祷一口咬定是黄连古树显了灵。

听了算命先生的神算，奶奶苦苦地哀求道：“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治治，帮我们渡过难关。”

算命先生又是一阵沉默，又是一阵掐算：“从现在起，每天早晨东边泛红就开始烧香，要烧七七四十九天，腊月你孙子过生的时候用整猪整着羊换福。”

奶奶一听说有治，又是往算命先生们手里塞钱，又是点头哈腰，临走时还送出老远。

算命先生走后的第二天，奶奶果真按照算命先生的交待，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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