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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十年祭20062016（第3页）

第一点“主观化的形式”。同一问题的三种表达：（一）萌萌最大的一个问题意识，就是要把一个貌似理论，比如现象学的问题，还原为对我们自己而言的根本问题。（二）如何表达这种主观化了的形式，即对你来说，有没有困扰的问题，什么是你的问题，然后马上就面临你的文字怎么表达的问题，于是寻求表达或表达方式就成为了根本性的问题。（三）萌萌就是想强化“我看见”中的“我”，于是那种事实的客观性反倒成了偶发性的、虚拟性的东西，而“我”则具有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无限增殖的东西。

第二点“两个困惑”：语言困惑，道德困惑。或者说两个矛盾：一个矛盾是深切感受到的个别词语既是客体的又是独立的意味，一旦放进某种表达式里，就失去了它的客体性与独立性。另一个矛盾就是萌萌心中一直有一个康德式的道德完美形象和言行无法一致。

其实“第一点”完全可以合并到“第二点”的“第一个矛盾”中，由此“语言问题”构成家琪陈述的重点。但有一个差别：语言问题在家琪那里其实就是“经验如何可能”或“经验如何形成”的问题；在萌萌这里要复杂得多。

【两人对语言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如：

（一）“主观化的形式”，康德意义上的主观化形式。

（二）通过什么方式把“貌似理论的现象学问题”还原为“对我自己而言的根本问题”？胡塞尔在什么意义上是二元论？

（三）主观化了的形式，即是你有没有困扰的问题，什么是你的问题，然后马上寻求表达，于是如何表达成为根本，任意转换的逻辑：我的困扰——寻求词语表达——词语表达成为根本。

（四）主观化的形式就是强化“我看见”中的“我”，使“我”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无限增殖的东西。

这与其说是萌萌关心的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家琪关心过的理论课题“经验何以成为可能”。】

家琪对“第一点”的三种说法，隐含着一个“逻辑”：

“对我而言的问题”——对该“我”问题寻找“如何表达”——“我”成为不可遏制的无限增殖的东西。

其“逻辑”推论趋向“一”，即由此所构成的“主观化的形式”，必然使萌萌相信的语言的“客体性”与“独立性”成为“虚拟”，最终剩下的只有“‘我’成为不可遏制的无限增殖的东西”。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的“语言哲学转向”时期，一向迷恋语言的萌萌，的确存在着家琪描述的倾向，但从来没有走到“‘我’成为不可遏制的无限增殖的东西”的“单子论”地步。法国已有人把这种作为人性人权的单子个人“要求不可限制的增长的民主权利”叫作“民主之恨”。萌萌早在《情绪与语式》（1999）中就更正了。“人说语言”还是“语言说人”？萌萌借助“语言说人”走出了“唯‘我’论”。紧接着她对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以空前专注的态度做起了逐句逐段的疏解：“为了清理自己”（2002-2005）。她没有（甲）“唯物”地去研究“历史灰烬”中的“燃烧的媒材”，而是（乙）关注燃烧着的“活火”中那“光的核心”与“闪烁的光焰”。

用语言哲学的术语讲，（甲）“燃烧的媒材”是“实指对象”——它构成意义的“对象来源”——注意，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其“对象”可以是形式指引的“逻辑观念”，而（乙）“光核与光焰”则是“语义上行”的“意义”。前者属于分析哲学的“观念逻辑实在论”范畴，后者属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蒯因——戴维森”一路的“语义相对（本体）论”范畴。

家琪倾向于（甲），“语言”只是工具，用来把“我”的“情绪、记忆、思想乃至观念”之“主观形式化”表述出来或实现出来成为“经验”。

萌萌倾向于（乙），因为萌萌还有一个不为家琪所有的对“语言”的迷信，即相信“语言”是显隐二重的甚至语言的神秘指引。如“语言是命符”“语言是陷阱”。萌萌有两份“教案”可资旁证：一份是讲海德格尔的《什么召唤思？》——《人是无意指的指号》（2003）；一份是讲蒯因的《论何物存在》——《读蒯因〈论何物存在〉教案》（2004）。简单说，萌萌不会“把语言当工具使用”。这就“隐伏”下来一个“主体间”通道——走出“唯我论”之“主观形式化”。

因而所谓“语言困惑”“语言矛盾”在萌萌这里是自然的，渐渐呈现出“语言界面化”的“二重性”倾向——“显示”与“揭示”——成为萌萌后来进入“非个人”之“历史”态度的重要方法论。

家琪毕竟是了解萌萌的老朋友，对萌萌的第二个困惑，即“道德困惑”做了这样的表述：“另一个矛盾就是萌萌心中一直有一个康德式的道德完美形象和言行无法一致。”

所谓“康德式的道德完美形象”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与“自由意志”这三大“绝对律令”之“实践理性”的“应当”——“自在之物”而已。其实，与其说“萌萌心中一直有一个康德式的道德完美形象”，不如说萌萌心中始终有一个“想把自己倾空”的最直观的“纯洁”要求。简单说只有两个字：“倾空”与“纯洁”。

“倾空”是为了“承上”——“引领升华”

“纯洁”是为了“回归”——“洁来洁去”

我是从那片林子里来的

披着迷蒙的春雨

我还要回到那片林子里去

夜色比春雨更加迷蒙

萌萌不信神（不信先验），也不信传统。因为用不着“信”，她自然地倾向“升华”，自然地承载“德性”：一切都在为人的持守中，尤其在为女人的持守中——不言之言。凡该一个女人承担的她都默默地承担了——身重于言，遂可“以身正史”。

萌萌七周年祭上尖峰岭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纪念文章的消息。直到上了尖峰岭雨林谷，拿到冬阳、熙明、牟琦他们编的论文集，听到会上的发言，来自两个方面的声音，让我踏实了：一个是来自“中国人的德性”，一个是来自“犹太人的神性”。它们像翅膀样地托起了萌萌的“倾空”与“纯洁”。

“启示与理性”第三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是萌萌在病房中编辑的。第四辑《政治与哲学的共契》的主题是萌萌定下来的。到了第五辑，《“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虽由我决定，但还是承接着曾和萌萌讨论过的意向，几乎从标题形式上就能看出来。所以，“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本来也就在萌萌的“问题意识”中。如果她活着，她会继续问“亚伯拉罕的上帝”为什么与“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不相干？

我反复描绘、澄清萌萌在最后四年中的展开与绽放，无非是还原一个事实，萌萌已经不是早期留在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优雅的“沙龙女主人”了，也不是一再被朋友们赞美又惋惜的在几个迷离的“词语”上升腾与坠落的“诗人哲学家”了。试想，“沙龙女主人”“诗人哲学家”的萌萌，怎么会写出“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绝命书？

四百年来，西方的“技术知识”已有两种趋势显露于世：

长远的一种是“宇宙论物义论”的“非人属”趋向，即愈来愈“单子化”的“个人”亦步亦趋地走向“人是机器”；

现实的一种是一切来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种性”全都消解到唯“力”是图、唯“利”是图的知识性的“无德无义无耻”之中。

前一种背叛“神性”，引起犹太人羞愧。

后一种背叛“德性”，引起中国人羞愧。

恰好在这个纪念会上，两种趋势引起的羞愧感得到了来自犹太文化种性和中国文化种性的反省！

兹引证如下：

郑文龙：《从〈创世记〉1-3看犹太教的羞愧感与神法的关系》

犹太民族似乎对希腊的思维方法一直很有戒心。

因为在众多地上的受造物中，人是唯一一个上帝并没有用“好”（good）这个词来形容的，因此他的自由创造能力以及自由区分善恶的能力本身具有非善非恶、可善可恶的本性。

施特劳斯以知识树代表希腊哲学，即自主的知识（引者按：自我证成的知识），并将之与《圣经》神学的基本原理对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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