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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社会新闻的诞生（第1页）

14社会新闻的诞生

现如今，人们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有时候也会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无论他是一个人，还是被亲人簇拥着，他们的离世都是一出私人的悲剧，属于家庭私生活的不幸。她，蕾蒂西娅，却是公开地死去的。

她的去世是一起媒体事件。她的父母通过电视追踪调查。她的亲人为她哭泣的画面举世皆知，环绕着他们的是十来个邻居，数千不知名者和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记者被邀请参加白色游行和葬礼。电视台探讨着她的性格，评论着她的死亡，评论着她时而沉重和悲惨，时而让人好奇和抑郁的生活方式。

2011年1月在圣纳泽尔桥、拉贝讷里镇和南特，或2011年6月在教堂举行的白色游行期间，记者们用阿兰·拉尔歇的话来说就“像秃鹫一样”：他们到处都是，在街上，在花园里，在屋顶上，他们在不知所措的亲属的鼻子下挥舞着麦克风，强行索取童年时的纪念品或照片，接二连三地开闪光灯，在静谧的时刻蜂拥而至。

对帕特龙夫人而言，媒体“可怕至极”。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残忍，如此咄咄逼人？带着天线的新闻报道车一整天都停在她家门前。记者甚至翻过了大门。

帕特龙夫人最后把蕾蒂西娅的照片给了他们，“好让他们滚蛋”。这些照片成了公共财产，今天，无论怎样在网上进行搜索，都能找到一打照片，这还不包括对白色游行、安葬和诉讼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一本杂志甚至发布了一张合成照片，上面是蕾蒂西娅，她的头发沐浴在阳光中，眼睛是微笑的，面颊是玫瑰色的，她的一边则是凶手，而后者的肖像还被制成了纪念章。这些公开的展示将蕾蒂西娅从她亲友身边掳走，让他们雪上加霜，让丧事更加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媒体宣传看作是某种告别或是全民致敬，对涌动在所有人心间的哀伤和反抗的表达。整个国家都在为蕾蒂西娅而哭泣。她葬礼上的特派记者就是一种保证，他代为传达了每一个电视观众的心意，好像他们都可以在她的棺椁上放一枝玫瑰花。“蕾蒂西娅事件”因而应运而生，成了21世纪初最可怕的社会事件之一。

在波尔尼克，蕾蒂西娅引发的惶恐在增长

（《法兰西西部报》，2011年1月21日）

波尔尼克：蕾蒂西娅仍然杳无音信

警方没有蕾蒂西娅的消息，她被描述为一个能融入社会的人。“蕾蒂西娅非常温和。她以前看上去总是高高兴兴的。”这个年轻女子的一个邻居言之凿凿。

（《巴黎竞赛画报》，2011年1月21日）

蕾蒂西娅的亲友深陷痛苦

等待。永无止境的痛苦等待，到了晚上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昨天，蕾蒂西娅的亲友又艰难地度过了杳无音信的一天。星期一，凯文在蕾蒂西娅的脸书页面上写道：“我希望你能回来，亲爱的。我爱你，我如此地思念你。”蕾蒂西娅能回来，这是昨晚所有深受这幕悲剧打击的亲友和无名人士最殷切的期盼。

（《巴黎人报》，2011年1月22日）

悲痛的一家子

这是星期日晚上新闻报道的标题。我们当然会带着一腔深情，亲赴波尔尼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蕾蒂西娅的寄养家庭打破沉默，说到了这种煎熬般的等待。这个年轻姑娘杳无音信的情形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五天。

（法国电视二台，2011年1月23日20点的报道）

媒体的这一热潮源于同情、跟风炒作和白热化的竞争：这是“信息的竞争”。但是，即便他们在同样的时刻讲着同样的内容，记者互相之间也并不只是在进行竞争，也同样存在着区域互助。事实上，只存在正面的竞争：欧洲一台和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对主流广播电台的争夺，或者bfmtv和i-télé对新闻连续播报频道的争夺。

摄像师和摄影师聚集在波尔尼克宪兵队门口，特派记者则追踪梅隆和帕特龙的诉讼，2011年和2015年产生的数以百计的文章和报道使人们忘记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名记者日复一日地在进行追踪。他们之中有四个人最为出色：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的帕特里斯·加巴尔，他负责法国西部地区；法国蓝色电台的安娜·帕提内克负责卢瓦尔大洋地区；驻南特的i-télé通讯员让—米歇尔·德·卡兹；法新社南特办公室的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她负责大西洋卢瓦尔和旺代地区。

在梅隆于雷恩进行上诉的间隙，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把亚历山德拉·蒂尔卡介绍给了我，原本于当日进行的上诉则因为律师罢工被推迟。数周之后，我拜访了她。她离了婚，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目前是法新社雷恩办公室的主编。我请她向我描述“她眼中的”蕾蒂西娅案件。那个时候，她还是派遣记者，这就是说，她必须报道所有发生在她负责区域中的事件，包括大西洋卢瓦尔和旺代地区：官方访问、社会运动、体育活动、自然灾害等，当然，还有社会新闻。简而言之，永久的特派记者。

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我在位于南特的办公室里。当天，另外一个地区发生了另一桩失踪事件，但是我们还没有发布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因为自杀或者离家出走而导致的失踪。至于这起发生在波尔尼克的失踪事件，我看到另外一家媒体发布了消息。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消息人士告诉我：“那起事件非常严重。”我给我们在雷恩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我获知了一桩失踪事件。”他们说：“我们不考虑。”我说：“不，必须接手这桩事件。”我说服他们写了一则三段长的简短新闻。

帕特里斯·加巴尔和安娜·帕提内克于19日晚上到达了现场。他们从拉贝讷里镇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地方太荒凉了！”在“蓝胡子”，有一半的人被梅隆的朋友们袭击过。他们的心理状态都差不多：我们是说呢，还是不说？但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内部消息：很不幸，这事儿玩大发了。

我20日去了那里。在路上的时候，一辆卢森堡广播电台的汽车绕到了我前面。是帕特里斯·加巴尔。他在电话上跟我说：“跟在我后面，我带你去。”我们沿着帕特龙家门前的路直接到了拉贝讷里镇。“你看到了吗？那里，那块地方，就是她摔倒的地方。”我马上意识到，她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就是她家的大门。我的主编说：“我不想给你压力，但你手里的是法国唯一的社会新闻。”我知道我不该置身事外。整整一天我都亢奋不已。我们在巴黎的分社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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