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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在中国（第1页）

（三）“管理”在中国1949年以后，我们建立了仿效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组织基本不需要独立的运作，只是国家计划中的一个执行单位，也基本按行政管理的理念和方式来管理企业中的人与事。在1949—1978年期间，从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来看，“鞍钢宪法”是颇为创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深深思考的重大课题。他认为：“苏联的政权模式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管理权，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谈社会主义经济的谈话与批注》）毛泽东认为工人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就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就不能成为领导阶级。

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其中“两参一改三结合”指的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这五条成了当时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而最为核心的就是参与管理，就是“三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既能发挥技术人员的才能，又能发挥领导干部的组织作用，还能保证工人当家作主，保证政权防腐。

对毛泽东这一批示的鞍钢宪法，后来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鞍钢宪法精神。

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僵化、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用眼下流行术语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团队合作”。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基本不用“管理”一词，大学里也没有商科、管理学科。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在对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挤出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邓小平参观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君津钢铁厂的连轧生产线和计算机控制技术，这家日本企业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钢铁厂——宝钢的样板。邓小平说，为了管好宝钢，需要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学习管理技能。

邓小平访日之后，对“管理”一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开始频繁地使用它。“邓的同胞都相信毛时代交给他们的东西，认为西方工人受着剥削，邓对他们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日本工人挣的钱可以买房子、买车，买那些中国还根本没有的家电。邓小平在日本不仅看到了他过去只是读到的东西，他还要学习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工人，如何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效率发挥到最大，他将其总结为‘管理’。他从日本之行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抓管理，光搞生产是不行的，还要提高质量’。百年以前，中国的爱国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邓小平用‘管理’这个中性词提倡学习西方，并同时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使他既能够引进比技术更为重要的东西，又能减少保守派的抵制。他确实认为，社会主义也能够运用现代管理，共产党也可以提倡现代管理。”（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邓小平离开日本几天后，一个由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主要经济官员组成的由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任团长的代表团，在日考察一个月，总结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应该如何学习日本的经济管理”，并且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强调学习日本管理体系和制定培训计划的重要性。

从此，新中国拉开了学习西方管理的大幕，起点是学习日本的管理。一些大学开始恢复或组建管理学科（如复旦大学于1979年建立管理科学系与经济管理系）。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的教授到我生活的城市的兰州石化和兰州炼油厂开讲座介绍日本的科学管理，当时在现场的国企干部们那种如饥似渴的样子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几年后，我自己坐在复旦经济管理系的课堂里学习的时候，“全面质量管理”和“全员培训”已基本上是企业宣传标语的标准配置了。我学习管理的第一堂课的内容就是“管理的两重性”——管理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因此，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科学管理。当初大学里教授管理学的老师基本是三派：一是从政治经济学专业转过来的；二是去日本学习回来后介绍日本管理（占主流）的；三是年轻时有留美经历的介绍美国管理的。日本管理带给我们的有三个关键词：全面质量管理、全员培训和企业文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前两个词就基本不提了。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mba教育在中国兴起和快速扩张，我们的管理理论基本上是追随美国，言必称哈佛或是德鲁克，学习的方式和风格可以用流行语来概括：从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六西格玛、蓝海战略、长尾理论等。在学习西方管理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创造或实践出一些“管理思想和方法”，也有学者想尝试构建中国企业自己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

如今，对“管理”一词，多有回避之意，前两年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时，对“治理”的理解是高于“管理”的，认为管理指的是单向的，而治理指的是双向的，被管理者也可参与到管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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