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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3页）

福宁镇左营战船十艘。烽火营战船十一艘。

南澳镇战船十艘。铜山营战船十一艘。

台湾协标中营战船十九艘，左营十四艘。右营十六艘。

澎湖协标左营战十七艘，右营十六艘，艋舺营十四艘。

以上各类战船总计两百五十一艘，载炮千余门

颜伯焘根据他听闻的广东九龙、官涌海战的经验，将各个镇协都集中到厦门、金门附近，由水师提督窦振彪统一辖制。

“英夷坚船利炮，万万不可海上争雄。只能据炮台而守，以路制海。”关天培在1839年官涌之战后的总结，已经传遍清国水师，颜伯焘据此，也加大了建设炮台的力度。

邓梃桢在任的时候，在厦门南岸修建了沙袋炮台，设炮268门，部署防兵1600名，协勇1300名。

颜伯焘是看不上沙包炮台的，他在去年年底，就请饷50万两，以修建炮台，道光帝对他甚是宠信，依言照给。

福建南部盛产花岗岩，颜伯焘就以此做材料，征发民夫万余人，修起了一座五里长（约1.6公里），高一丈（约三米多一点），厚小一丈（约两米六）的石壁，石壁上设新筑大炮100位。在石壁的外侧，设有覆土，以加强韧性。

石壁内，设有兵房，供守军栖息。

除了厦门南岸的石壁主阵地，在石壁两侧的延伸阵地，鼓浪屿，屿仔尾修建的多座炮台，使得厦门海域成为一个279门大炮构成的交叉火力网。

在东南沿海的绿营当中，盛传去年八月定海失守，是由于汉奸作祟，颜伯焘以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责成福建地方，绥靖治安，缉拿街头无赖、土匪、海匪等等，以防有人交通英夷。

然后又在厦门岛的北岸和东岸，配制守兵1400名，配置火炮100门，作为防止英军包抄的手段。

厦门岛的外侧，是大小金门岛，颜伯焘在大担、二担、青屿等岛上设立炮垒，如同一条链条，锁住厦门岛的南水道。颜伯焘本来计划在四座石堡中设立大炮1300门，为此特地向朝廷请饷100万两，结果被道光帝下旨训斥，让他“力加撙节”，省着点用。

颜伯焘干脆不再理会朝廷，自行拟定《军需章程》，共计四十条之多，对粮价，工价，料费，运费等另定标准，责成福建藩库，预支下属官僚养廉银，火耗，又在福建大举征发，驻炮两百余门，布设在金门四座岛屿上，为厦门防御的外围哨探。

这些岛屿，距离厦门较远，处于厦门的交叉火网以外，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想定了作战方案，他说道：“如若英夷攻我外海炮垒，则我将计就计，以炮垒为砧板，以我师船两百艘为菜刀，将英夷聚歼于闽海之上。”

1841年2月27日，颜伯焘给道光皇帝上奏折：

“若该夷人自投死地，唯有迎头痛击，使其片帆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闽海之防，固若金汤。”

12人心固结

2月28日

颜伯焘在厦门布置，和他一同升任总督的裕谦也没有闲着。裕谦虽为两江总督，由于闽浙总督颜伯焘常驻福建，故而裕谦也担起了防守浙江的重任。

也同样是根据上次英军来袭的经验，裕谦在浙江，将舟山定海和对岸的镇海作为防务重点。取得浙东大捷的四大总兵，定海镇葛云飞自然驻定海，处州镇郑国鸿和寿春镇王锡朋也一同驻扎，定海守军共计四千人，师船二十四艘。

整个定海县城三面环山，南面临海，裕谦在沿海修筑土墙，作为对抗英军舰队的依托。

土城底宽五六丈，顶部宽三丈有余，高一丈多，长15里，东起青垒山，西至竹山，将定海县城以南的空旷地带一并包容在内，土城设有长治、久安两城门，供人出入。

然而，如此宏大的防御工事只设有火炮80门，其中土城中段的东岳山上，有砖石结构的震远炮城，设炮十五门，裕谦以此为定海防御的中坚。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兵守晓峰岭，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扼守道头衔，处州镇郑国鸿扼守竹山门。

裕谦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一方面上次浙东之战，浙江藩库已经消耗一空，再也拿不出钱来。朝廷又因为上次浙东大捷，认为浙江兵力已足，驳回了裕谦请饷的折子。

而在上次和楚剑功的会面中，裕谦得出了一个印象：凭借着地理优势，江南四总兵的清兵，是可以打败英军的。浙东大捷不就是挖了些壕沟，便胜了么？

“备敌之道，只在人心，”裕谦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只要“人心固结，……从此扼守险地，屹若金汤，该逆若敢驰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其片帆不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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